“美翻了，我的村”系列视频之二：美丽乡村我的家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后，又一次回到上海，秘密居住在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寓所，参加活动之余，经常喜欢在幽静的愚园路上散步。

　　2019-04-18的《人民日报》，宋庆龄在《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中写道：据马湘（原为旅美华侨工人，后参加革命，自1916年起历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士长、副官等职，直到中山先生逝世）回忆，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作为一位时刻思考和探索着中国命运和道路，至死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先驱者，孙中山到离家有些距离的愚园路上散步，思考的仍是天下兴亡的大事，当时，他的得力助手陈其美和黄兴相继被暗杀和病逝，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取消帝制，以大总统自居后不久便呜呼哀哉，中国仍处于军阀四处割据的状态。我们从孙先生和卫士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当时的愚园路已有不少华丽洋房。愚园路上的一树一楼，愚园路从坟场到洋楼的变迁让孙中山先生想到的是腐败的军阀和社会的不公，孙中山在厄境中退思谋进，随后写下了《民权初步》（又名《社会建设》），鉴于“国体初建，民权未张”，“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和理性的自律自觉意识。

　　孙中山与宋庆龄

　　无疑，孙中山曾经漫步的这条路因此具备了某种象征意义，变成了一条各种思潮在这里激荡，各色人等在这里汇流，吾将上下来求索的漫漫长路，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它从荒僻简陋安静慢慢变成了复杂繁荣甚至嘈杂，而且这种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不仅是路面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住宅和花园，弄堂和公寓，更是激荡的革命思潮和动荡的社会思潮。

　　越来越多的钩沉史实证明，随后的愚园路是这样一条路，讨论、筹谋、行动、退思，无数仁人志士在这里思考、探索和实践着救亡图存的道路。

　　随后的愚园路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舞台，红道、黑道、白道、灰道，各色人等演绎、推动、折射着一部五彩缤纷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

　　无论是红色足迹，还是民主运动的足迹、谍战足迹、金融足迹、文人足迹，实业救国甚至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的足迹，都在这里有迹可寻。这个越界筑路地带，甚至一度变成乌烟瘴气的“沪西歹土”，成为迷惘沉沦之地，直至迎来新中国的解放。

　　愚园假山

　　愚园茶室

　　愚园是愚园路的起点，也是愚园路的名之所由。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1900年，这座今天已经废然不存的公园，作为上海当时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曾经举行过近代史上应该“浓彩重抹”的“中国国会”。时值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狼烟四起，清廷被迫宣战，东南督抚酝酿“中外互保”，爱国志士风起云涌，先有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后有1903年成立的光复会和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其间还有个1899年成立的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正是这个自立会，2019-04-18（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在愚园南新厅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国会”命名的会议，出现者很多是“海归人士”，其中著名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叶瀚、汪康年、狄楚青、马相伯、毕永年等，很多人迄今大名鼎鼎，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是留美的容闳和留英的严复，国会宣言由容闳用英文起草，严复译为中文，主要宗旨是三条：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但毕永年和章太炎两人对此不满，认为既不承认满洲政府，又要请光绪复辟，自相矛盾。29日，该会在愚园召开第二次会议，章太炎主张不准满人入会。毕永年反对无效，愤投普陀，削发为僧。章太炎则割辫易服，以示决裂。正气会自立会和中国国会的实际负责人唐才常渐为历史湮没，这位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的湖南蛮子会后即用实际行动举起了义旗。他所组织的自立军五路人马分头布置，确定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结果由于康有为筹划的海外汇款迟迟未到而一再延期。

　　清政府听到风声，沿长江戒严。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于唐才常的活动早有所闻。后有理发师向都司告密，张之洞派兵搜索。8月22日，唐才常等12人被捕。张之洞派郑孝胥去审问，唐对曰：“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并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临刑前又慨然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首级悬于汉阳门。自立军起事失败，中国国会逐自行解散，汪康年逃亡湖北。康有为遂一口咬定汪康年出卖了自立军。

　　唐才常等12志士殉难，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对此后革命有着特殊的影响。鲜血，使许多原先徘徊于改良、革命之间的人士幡然领悟到，想通过清廷来拯救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许多人因此抛弃改良的幻想，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愚园正大门

　　虽被张之洞斥为“会匪”，但正如《上海通史·晚清政治》卷所评述的那样：“打出“国会”旗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专制主义的挑战，而它“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的主张，实即要用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取代中国封建落后的方面。”我们无异要向这些首先发出呐喊尤其是献出生命的先躯致敬。但事实也证明，靠单纯怀有理想主义的“海归才子”和“一腔热血”但主张矛盾的爱国志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容闳、严复、章太炎、马相伯，这批最早的愚园聚会者后来都走上了各自的不同道路。而与康有为、孙中山、张之洞都有过交往的唐才常的悲剧命运更说明中国的道路还在探索迷惘之中。

　　1913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回到国内，在老家料理完家事后即在翌年来到上海。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上造起了“游存庐”（现愚园路750弄愚园新邨），尊孔读经，政治上蜕变为保皇党，生活上则成了寓公。

　　但就在康有为躲进“游存庐”，耽溺于三妻四妾的安逸颓废生活时，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下，而是铿锵前行，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康有为曾居住的“游存庐”旧址

　　康有为（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被迫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上海后，决定继《向导》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在愚园路1376弄34号，原亨昌里418号。

　　编委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毛泽东、周恩来等26人组成。1927年10月创刊至1932年7月，共编辑出版52期。《布尔塞维克》是中共中央早期机关理论刊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布尔塞维克》及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议、指示，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策略、宣传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理论。据早期中共活动参与者郑超麟回忆：（当时）我随着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往上海来。（瞿）秋白嘱我租一幢小洋房居住，因为中央准备于叶贺军队攻下广东后再从上海迁往广州去而留我在上海做中央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个永久性的联络各埠机关。《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词是就义时平静地说出“此地甚好”的瞿秋白写的，陈独秀曾为刊物写过脍炙人口的《三民主义，糊涂道地——》歌，并来此处住过三天。

　　现纪念馆旧址二楼的《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呈原貌陈列，突出历史人物的工作场面和内容：南室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兼宣传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领导工作的场景及中央出版局负责人、编辑部常务编委、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的卧室原样，室中间是一张八角麻将桌，开会时就以搓麻将作掩护，室内置有大床、衣橱、写字台等家具。北室为中共中央常委、组织局长罗亦农牺牲前最后的住处卧室原样。两室分别悬挂罗亦农和郑超麟的照片。走廊的橱窗内展出《布尔塞维克》复印件，载有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农民暴动和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内容的通讯报道。

　　瞿秋白

　　愚园路1376弄34号（原亨昌里418号），瞿秋白、周恩来等在此创办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

　　这一旧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曲折的奋斗历程。也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苦闷和彷徨也是题中之义。一些人被跨越了，比如陈独秀；一些人被边缘了，比如此时的瞿秋白；一些人，后来献出了生命，比如瞿秋白和罗亦农；还有些人，慢慢误入了岐途，比如郑超麟。

　　苦苦追寻中国道路的还有许多民主人士和其他仁人志士。也是在1927年，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的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和《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指出有人一面歌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

　　在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后，邓演达抵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委托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12月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在此期间，他与随后抵达的宋庆龄等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刻苦钻研有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

　　愚园路 483弄12号邓演达旧居

　　邓演达革命活动地点旧址的铭牌

　　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中，邓演达愤然指出：“反动的南京统治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旧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目的“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邓演达离开柏林回国前，曾对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

　　1930年7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以及一些重要团体的代表在沪组成“苏准会”临时常委会。早期共产党人林育南担任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苏准会”机关设在愚园路庆云里31号。

　　“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庆云里夜以继日地忙碌；周恩来曾多次前来指导文件起草，并亲自动手修改。这些文件在1931年11月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019-04-18，林育南在东方旅社因有人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林育南被捕的第三天，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将林育南作为“首犯”进行了审讯，但一无所获，之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林育南大义凛然，拒绝了陈立夫伸出的希望合作之手。

　　林育南

　　2019-04-18，林育南与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殷夫、柔石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林育南等24烈士牺牲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悲痛万分地举行悼念活动，一位难友在墙壁上题下了那首著名的纪念诗：“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样红。”得知烈士被害消息的鲁迅和茅盾、史沫特莱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

　　与“苏准会”差不多在同一时间，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抵上海，开始联络有关人士，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行动委员会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邓演达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会的政治纲领公开发表。邓演达并将理论付诸实践，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相抗衡，在军事上构成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他还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训练班，培训反蒋力量。其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再向全国扩展。

　　遗憾的是，2019-04-18，正当邓演达在愚园路483弄愚园坊12号内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告密，被租界巡捕逮捕。

　　翌日他被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并押解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其放弃政治主张，邓演达严词拒绝说：“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最终在2019-04-18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悲愤的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

　　邓演达

　　今日愚园坊

　　邓演达，这位和毛泽东一样关注中国农民运动的革命烈士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若干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邓演达与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人都有交往，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农民运动、武装夺取蒋介石政权的思想，甚至选择江西作为军事突破口的具体策略，都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汉阳门、龙华寺、沙子岗。历史何其相似而不同，如同当年的唐才常举事被杀，30年后，林育南、邓演达，一颗又一颗头颅，一腔又一腔热血为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而抛洒。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在进步，中国革命的道路也越来越清晰。

　　闹中取静的愚园路，曾见证中国革命坎坷历程，遇见仁人志士生命热力

　　从容闳、严复等在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反对慈禧太后，章太炎易服剪辫，唐才常成立自立军举事被杀，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的10多次愚园聚会，到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归来的康有为在愚园路上筑起“游存庐”，仍不死心企图走君主立宪道路；从陈独秀瞿秋白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布尔塞维克》宣传活动，到周恩来、林育南等共产党人从事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活动；从认真思考中国前途命运“准备牺牲生命以赴”，积极从事军事反蒋活动被捕遭杀的邓演达，到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陈友仁、沈钧儒、黄炎培、杜重远、章伯钧等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一直到汪精卫在此秘密召开伪国大，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在此聚集一批所谓和平救国的汉奸卖国贼；从众多企业界人士从事的实业救国之路，到文人墨客各种文风的启蒙创作，从中外间谍的情报生活到普通市民的点滴抗争——诸多怀有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在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包括视这条路为自我流放之地的各种失败势力，借租界当局的荫护，醉生梦死，或是退隐逍遥。好比《北京法源寺》戏中所演，愚园路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和舞台。

　　愚园、游存庐、亨昌里、庆云里、愚园坊——百年历史风雨中，这些已然消失或渐渐老去的建筑，见证了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救亡图存，求索中国前途命运的种种努力，可歌可泣。

　　愚园路钩沉出的历史证明，像上海的许多条知名道路一样，愚园路是这样一条可以印证中国革命坎坷历程的路，一条吾将上下来求索的不平凡的道路。